在刑法上有个概念叫“对合犯罪”。所谓“对合犯罪”，就是某个犯罪行为发生必然同时伴随另一个犯罪行为发生，或者就是另一个犯罪行为导致，是一个活动从不同主体角度去看待的犯罪。比如“行贿罪”和“受贿罪”。有人受贿，肯定是有人行贿。在行贿罪成立的时候，受贿罪必然成立，但受贿罪成立，有时出于打击受贿行为，对行贿的人不一定定罪处罚，但行贿行为存在却是事实。可见，“对合”现象在刑法领域是基本成立的。那么，在其他法律领域是否成立呢？或者说，其他法律领域是否存在“对合”现象呢？我认为，其他领域也存在“对合”现象。比如，在民事法律关系中，合同有效，必然意味着合同任何一方都缔结了合同行为，不存在一方行为有效而另一方行为无效的问题。在行政法律关系中，有时也会出现一些类似“对合”的现象。比如，发布虚假广告，广告主的广告是虚假的，广告经营者发布的也是虚假的，那么表面看来，对广告主和广告经营者应该都予以处罚。事实上，有个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就是这么思考问题，并进行行政处罚的。不过，笔者认为，虽然存在一个违法现象，但广告主的行为与广告经营者的行为并非一定是“对合”关系。
首先，我们明确三个概念”广告主“与”广告经营者“、”广告发布者“。”广告主“也就是谁的广告，委托打广告的那个主体。”广告经营者“就是以经营发布广告为营业范围的那个主体。”广告发布者“，就是谁具体发布的广告。比如某报纸上发布的广告，报纸是发布者、为报纸开展广告代理的公司是经营者，委托发广告的是发布者。
对于虚假广告的责任，《广告法》并没有规定只要出现虚假广告，就对”广告主“与”广告经营者“、”广告发布者“都进行处罚。
1994年《广告法》
第三十七条 ： 违反本法规定，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的，由广告监督管理机关责令广告主停止发布、并以等额广告费用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更正消除影响，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；对负有责任的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没收广告费用，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停止其广告业务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第三十八条：违反本法规定，发布虚假广告，欺骗和误导消费者，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，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；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、制作、发布的，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。
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、地址的，应当承担全部民事责任。
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，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，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，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。
2015年新修订的《广告法》规定：
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，发布虚假广告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……
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，并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……
广告主、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有本条第一款、第三款规定行为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，发布虚假广告，欺骗、误导消费者，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，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。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、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，消费者可以要求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先行赔偿。
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，造成消费者损害的，其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、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。
前款规定以外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，造成消费者损害的，其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、广告代言人，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或者作推荐、证明的，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。
从以上规定可以发现，旧广告法（即1994年广告法）对虚假广告的处罚，“广告主”是必然要承担责任，而广告经营者及发布者只有在“负有责任的”这个前提存在时，才会被行政处罚。而修改后的新广告法（即2015年广告法）对虚假广告的处罚，“广告主”仍然是必然要承担责任，而广告经营者及发布者只有在“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的”这个前提成立时，才可能被行政处罚。这个修改，显然明确了广告经营者及发布者承担违法责任的前提。可以确定，并非只要出现虚假广告，就一定要处罚广告经营者和发布者。
然而，由于对虚假广告责任理解的不到位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看到有虚假广告，仍习惯于对广告主、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的一并处罚。特别是在虚假广告比较造成的影响比较严重的时候。
曾有这么一个案例：
在发布广告时广告中预期或承诺的事情，在后来没有实现，消费者举报广告主发布了虚假广告，要求赔偿。行政机关作出了属于虚假广告的事实认定，而广告主将行政机关起诉至法院，一审认定不属于虚假广告。行政机关上诉，二审法院认定属于虚假广告，行政机关胜诉，广告主败诉。广告主没有申请再审，按照生效裁判缴纳了罚款。此后，行政机关直接认定广告经营者发布虚假广告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这个案例就存在行政机关处罚不当的问题。
首先，对于广告中预期或承诺的未来事实，广告经营者及发布者无法作出完全准确的判断。所谓的“虚假”事实，在广告发布时并不存在。广告经营者及发布者不存在“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的”的情形。
其次，即便虚假事实在广告发布时已经存在，该案仍无法断定广告经营者及发布者“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的”。广告经营者虽然对广告发布具有审查判断的义务，但并不代表其审查必然与事实相符。由于在一审审理中，法院作出了不属于虚假广告的认定，可以看出，广告经营者已经达到了专业的审判机关对于广告事实的认知水平。二审法院对认定事实作为改判，只能证明广告经营者对广告行为的认知不符合二审法官的认知程度，不能当然认为广告经营者“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的”。过于苛刻地要求广告经营者的认知达到终审法院的认知水平，这是与法条本义相违背的。
小结
我们不能把发布虚假广告中广告主、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的行为理解为”对合“行为，不能简单认为他们是一根藤上的蚂蚱，只要广告主有责任，广告经营者及发布者就一定有责任。过分严厉地惩罚广告经营者及发布者，让经营者承担过重的法律责任，打击广告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，且容易导致错误执法。在新媒体兴旺发达，经营主体多元化，广告业竞争激烈的时代背景下，执法部门执法不当，容易对一些传统的优良广告经营品牌造成不必要的打击，不利于广告业的健康发展。虚假广告中最可恨的是广告主，严格追究广告主责任，健全对广告主、广告发布者、经营者民事责任追究机制，这既能切实保护消费者，又能促进广告行业健康发展。